11月15日，“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引发了公众对海底文物的浓厚兴趣。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这里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和故事。然而，近年来南海海域盗宝式的非法打捞却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新的难题。
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帆船模型
“黑石”号文物展览最为震撼的展品之一“勿里洞壶”，高逾1米，壶身刻有菱形带花叶纹样。可能为河南巩县窑所制（约公元825—850年）。
出自“黑石”号的瓷碗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明樊家记”，系长沙窑所制（约公元820—850年）。
出自“黑石”号上的铜镜，约在公元759年制造，被称为“江心镜”。
一个又一个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秘密——传递丰富历史信息
走进坐落在滨海湾的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看到来自海底沉船的唐朝金杯，令人感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猜想起它背后藏着什么动人的故事。在东南亚诸国的国家博物馆里，那些从海洋深处打捞出的中国文物，不断地增加着“镇馆之宝”的分量，也不断地填充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中外交往史的“空白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水下隐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主要为古老沉船的残骸，全世界大约散落着300万艘未被发现的沉船。而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曾作出推测：南海古沉船不少于2000艘，现在已经掌握了200多艘沉船的信息。
近年来，随着深海沉船打捞技术的进步，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沉船打捞更是屡有惊人发现，大批从这一海域出水的文物，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秘密。本报记者在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查到的数据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沉船的地点截至目前共有118处，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现。其中以菲律宾最多，为41处，印度尼西亚27处，泰国23处，马来西亚17处，越南10处。这118处地点所打捞上来的沉船，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多国舰队，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其中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欧洲、西亚地区的，而所有沉船都装载了中国的精美陶瓷和金属器皿，有的甚至还装有瓜子和茶叶。
本报记者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新加坡、菲律宾的马尼拉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观过三个大型沉船打捞文物展，并采访了展览主办方和一些专家。
在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自今年2月开始到10月结束的“下西洋：唐代沉船珍宝”展览，展出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打捞的沉船上的450件稀世珍宝，几乎全是“中国制造”。展览的简介说，这艘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商船的出水文物共有6万多件，系首次最大数量的集中展出，也是全球巡回展的第一站。
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不久前刚刚谢幕的“神奇的沉船宝藏”展览，展出了近年来打捞的13艘沉船上的240件文物，这些沉船最早的是公元10世纪，最晚的是19世纪，船上所载物品大部分为中国瓷器。
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沉船“圣地亚哥”打捞文物展已成该馆固定的展出。这艘在1590年由中国人设计、菲律宾人建造的商船，后改装为西班牙殖民者的战舰。考古人员从1991年开始打捞，发现了3万多件陶瓷器皿，其中有数千件为“中国制造”，还有来自越南、缅甸、泰国等国的陶器。
深海沉船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谭海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出水文物的金钱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出的历史信息。比如，在新加坡展出的公元9世纪的“黑石”号及其船上打捞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可以为研究中国、东南亚和世界史的专家提供大量实证。全球多国学者已经通过对“黑石”号上文物的研究分析，在有关经济史、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制造史和艺术交流史等诸多领域有了新的发现。
记者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沉船文物展中看到，2003年4月马来西亚在婆罗洲附近海域打捞出的一艘商船年代久远，船上所载物品证实，该船大约为公元960年到1126年间制造，载有303件陶瓷器、250公斤陶瓷和数十件铜器。起先，考古人员未能确定这艘沉船是哪国制造，但有关专家对随打捞物品一起出水的一些木材碎片的样本作了分析，大致确定该船建造所用木材系生长于温带地区的树木，由此确定为“中国制造”。该馆的解说员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对此船建造材料的进一步分析能够确认是中国所造，无疑会对中国造船史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盖伊和中国学者王丽明在对“黑石”号沉船的研究中发现，“黑石”号的瓷器上印制的大量生动的艺术图纹，印证了公元9世纪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湾之间活跃的文化交流。船上的陶瓷烧造于中国各窑口，器物上的装饰与图纹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是以伊斯兰工艺品为模板，为迎合伊斯兰市场而设计制作的。这些图纹被复制于陶瓷上，又出口到波斯湾，完成了艺术制作上的一个有趣的循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记者在曼谷大学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明断档”（又称“明空白”，The Ming Gap）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其意思是指在东南亚诸国迄今打捞出的沉船文物中，极少见中国明朝早期的青花瓷。多年来一直在曼谷大学从事陶瓷考古研究的美国专家罗克斯安娜·马乌德·布朗在其新书《“明断档”与东南亚沉船瓷器》中，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她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一度实行“海禁”，进口青料就断了来路；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明断档”，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陶瓷业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同期和之后的沉船上就发现了大量由越南、泰国等国制造的瓷器，这些瓷器部分采用了中国的工艺和图案。罗克斯安娜的研究证明了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与产业发展早就有了融合与互动的关系。
谭海迪还告诉本报记者，通过对沉船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确认这些商船的航行线路。正是通过对东南亚地区新近发现沉船的研究，一条从中国向欧洲、非洲伸展而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更加清晰。新加坡《联合早报》不久前在一篇有关沉船打捞的报道中说，从中国过去20多年的水下考古及南海一带的沉船出水来看，自五代以来，海上丝路贸易一直频繁持续，而东南亚成为重要的转换站。
盗宝式打捞日益增多，引发文物保护担忧——沉船打捞进入活跃期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沉船历史档案不断解密以及研究的进展，南海及其附近海域的沉船打捞近年来开始进入一个活跃期。
泰国曼谷大学的东南亚陶瓷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表明，由官方主导的打捞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大部分均为公司打捞，特别是来自欧美的水下考古公司和考古人员多年来已经进入了这一地区，抢占了先机。这些欧美公司由于长年从事此项业务，大多装备精良且拥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它们不惜花费巨资搜寻和打捞海底沉船，以获取巨额利润。目前，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也在加强与这些公司的合作。
为了防止文物掠夺者对水下文物的抢掠和肆意破坏，保护沉没在海洋中的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在2009年1月生效。中国参与了公约的起草。《公约》主要基于四项原则：保护水下遗产的责任；水下文化遗产应保留在原来的位置；禁止以商业为目的开发活动；各国合作保护此类遗产、加强水下考古培训并提高保护水下遗产的意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南海及附近海域相当复杂，而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又采取了与外国打捞者合作，或对外国打捞者开放的政策，缺少对海洋沉船打捞活动的有效管理，特别是在沉船发现后无力采取保护措施，一些国际海底探宝者借机将打捞范围延伸到了中国海域，再加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关对文物走私查禁不严，致使盗宝式的非法打捞在这一海域越来越猖獗。有些打捞者为获取宝藏，甚至采取水下爆破等极端手段，对沉船发现地和文物造成严重破坏。一些出于商业目的的打捞也因而卷入了争议之中，并遭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曾对印度尼西亚拍卖一艘沉船的文物提出批评。这艘沉船是一家私人勘探公司在2004年从爪哇岛北部的井里汶附近水域打捞出来的，发现的文物表明这是一艘公元10世纪时的大型商船。从该船发掘出的物品中包括中国陶瓷、宗教器物、珠宝、金币和餐具等，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2007年，教科文组织派专家组查看了这批文物的储存地，发现了不少问题，并就此向印尼政府提议应更妥善保护这批文物。教科文组织还建议印尼政府不要拍卖，而将这些文物陈列到博物馆中，因为“有着如此历史和考古价值的文物流散，无法服务于科学界和公众，的确令人惋惜。古迹被挖掘之后，文物一旦流失，就根本不可能再回归”。此次拍卖最后以流拍告终。
新加坡所拥有“黑石”号沉船文物展览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据记者了解，这批珍贵文物的全球巡回展的第二站是美国。美国史密森学会所属的萨克勒博物馆原打算明年年初隆重推出。但今年4月，一些美国学者致信史密森学会，认为这艘沉船的打捞是一次破坏性的商业打捞，而不是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可能会导致无法查寻有关船员和货物的重要信息，打捞不符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美国史密森学会前主席麦克考米克·艾达姆斯在信中写道，举办这一展览将严重损坏史密森学会的地位和荣誉。《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称，多家博物馆、考古和历史研究机构也要求史密森学会改变展览计划，“如果史密森学会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违反了它所坚持的职业道德，变相地支持了对重要文物的掠夺性开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对海盗式和商业打捞蔓延的担心，才协同各方制定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但是，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在这份公约上签字，它们因此也没有履行这一公约的义务。打捞“黑石”号的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未签署国。
新加坡有关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实际上，印尼政府在得知发现这艘沉船的消息后，立刻下令海底探险公司开始全天候打捞，并派军队保护打捞现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打捞时间过长，造成文物被盗，破坏沉船的完整性。这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性的文物打捞措施。而让沉船的文物到世界各地去展出，不仅会有利于更多观众了解这段历史，也会有利于研究人员从中得到更多的历史信息，揭开很多历史之谜。但是，由于一些美国学者的反对，史密森学会已经推迟了这一展览在美国的展期。
一次千年前的“中国制造”集中展示——“黑石”号告诉我们什么
那是1998年的一个平常的日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的一些渔民，也像平常一样潜水到海底去采集海参。那一片海域位于两岛之间，形状有点像漏斗，海中蕴藏着丰富的鱼类等资源，是当地人生存的“饭碗”。不过，这一次，渔民从一处大约有16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除了海参，还有一个浑身长满了海藻和珊瑚的陶罐。东南亚深海探宝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幕就这样悄然拉开了。
闻讯赶来的是一家在印尼从事沉船文物打捞的德国公司。这家公司所雇的潜水员经调查发现，海中有一艘沉没的古船，船上载有大量瓷器。这家德国公司立即展开打捞，同时还出资请印尼海军对打捞海域提供保护。
沉没在海底的是一艘阿拉伯三角帆船，打捞出的珍贵文物约有6万多件，90%以上为陶瓷物品，以湖南长沙窑的瓷器为主，还有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白釉绿彩瓷和浙江越窑的青瓷等，种类非常丰富。除了瓷器，另有30多件铜镜、30件金银器和18件银锭等物。在船上发现的金杯，更是极为罕见的唐代珍贵金器，显示了精美高超的工艺水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这是一次千年前的“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
在这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上，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长沙窑烧制的瓷碗，其中有一只瓷碗上印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公元826年）的印记。考古学家结合对其他器物的考证，确认沉船的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说，这艘阿拉伯商船在从中国装载了大量的瓷器等物品后出发，在勿里洞附近海域触礁沉没，已在海底沉睡了千余年之久。
这一沉船的打捞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沉船系阿拉伯人在东非、阿拉伯、印度沿岸使用的双桅或三桅三角帆船，证实了早期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谭海迪告诉本报记者，“黑石”号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在中国与西亚之间确实存在一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学者柯宗元也在传给记者的研究论文中指出，此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材料极少，大多只是传说，要么是出自欧洲早期的文字和口头流传，要么是在印度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被提及，或者是东南亚发现的石碑上有些许记载。“黑石”号的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可靠的证据，并将这一海上航行线路的开通推到了唐朝时期。
沉船文物打捞出来后，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几家博物馆曾先后向印尼方面提出了购买意向，当时印尼的开价高达4000万美元，而且打捞方提出要买就必须整体购买，中国的博物馆最终不得不放弃。随后，新加坡圣淘沙公司于2005年筹资3200万美元购得了这批贵重文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酒店业已故富商邱德拔的后人为此捐出巨款。购得的所有文物目前均为新加坡政府拥有。
“黑石”号沉船文物的出水，引发出了许多神秘问题：为什么“黑石”号会在远离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勿里洞岛附近沉没？按照通常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商船应当绕过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但它却向东南方向行驶了600余公里。它是迷失了方向，还是被风浪吹得偏离了航线，或者是要去爪哇海的某个港口？
船上发现的精致的金银器皿在中国也十分罕见，有的甚至还成双成对，究竟是中国人送的礼品呢，还是要运到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上去出售？为何船上的钱币不多？船上的商人用什么方式在中国结算？这艘船在哪里装上的最后一批货物？商船将驶往何处？……船上的文物吸引了全球多个领域的研究者的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昨天和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扮演角色的丰富联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富有深刻含义的描述：“中国于2000多年前首次对世界展开贸易以来，它像蚌壳一样时开时合。在唐代，蚌壳大开，且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一连串的发明——火药、纸、印刷术、铸铁——让中国步上了世界经济强国之路。跟西方世界的贸易稳定成长，中国船员的角色也越来越居主导地位。”（图、文：丁刚）
来源：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6519873.html原文题作《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解开东南亚沉船蕴藏的宝藏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