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5月24～26日举行，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福建、广东、香港、台湾及法国、马来西亚等地高校及文博机构50余位历史、考古学者与会。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作了《超越“王朝编年”的中华海洋文明史》的主旨报告，认为中华海洋文明史的研究应摒弃“王朝编年”的传统史学思维惯性，寻找海洋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建构起先秦土著奠基、汉唐至宋元时期繁盛、明清时期顿挫、新中国以来复兴等四阶段构成的“海洋史编年”或叙述体系。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则作了《中国古代的“天下”与“四海”》的演讲，阐明了中国历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视野下的“天下”疆域与“四海”范畴。

会议共收录论文40篇，包括“聚落、港市与海洋经济”、“多元文化交流史迹”、“海防与海疆历史”、“舟船与航技”、“海洋族群与海洋民俗”等方面的内容，既有国内多时空的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最新成果，还有马来西亚砂拉越发现的中国外销瓷、法国早期民族志中的中国帆船资料等海外中华海洋文化遗产的收集与研究，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最近进展。

 

在聚落、港市与经济方面，从史前到明清、从聚落港市到经济遗产均有涉及。史前部分如胶东与辽东半岛海洋文化交流、闽粤沿海海洋聚落分布格局的宏观历时变迁、北阡与昙石山等个案海洋性聚落食物结构科技考古分析等，历史时期如长江口古代港市的宏观聚落变迁、宋元时期泉州港市功能分区与宏观聚落格局、浙东沿海传统渔场与渔港、福州南台清代浙船会馆碑刻等，颇有新意。

多元文化史迹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头戏。对东南沿海历史上海洋“诸蕃”外来族群文化因素变迁的梳理概括了这一研究的总体范畴，汉至六朝墓葬构造与装饰形态中的海外因素、“黑石号”所反映的长沙窑外来因素、广州及鼓浪屿等地的“蕃人冢”与“番禺山”外国人墓地的调查、热兰遮城址等台湾的荷兰史迹、鼓浪屿近代建筑的多元文化因素、马来西亚沙隆河出土宋元华南瓷器、全球化早期闽粤沿海发现的西属殖民地银币等，都从不同的个案考察不同时空的海洋舶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融合。

船史与航海技术史是海洋文明史的核心，也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分别聚焦了“南澳Ⅰ号”沉船的船体残骸、19到20世纪法国东方民族志中的“中国帆船”形象、所谓“郑芝龙航海图”的商榷、泉州沿海航海针路簿的全面调查等，都是首次披露。

族群与社会的考察是海洋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民族考古学再显活力，有作者提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力的“华南海商”文化的夷越土著基础，也有对东亚地区海岸岩画内涵的解读，对福清昭灵庙宋代海神庙的调查、闽东闽南王爷信仰的比较分析、闽南“送王船”习俗与闽中航海祈风习俗的土著源头等，也都有新见解。此外，还有秦汉时期“秦东门”与东海郡的研究、明清两季粤东闽南港防体系与海防史迹的调查研究。

 

 

 本次研讨会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中期成果交流会，是继2012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前期）成果交流会之后该项目的又一次学术成果检阅。大部分与会者是课题组成员，部分学界同行参与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威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教授、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等为会议发言者做了精辟、中肯的学术点评。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正如杨国桢教授所言，以“正史”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献中对海洋史记载的缺少、偏颇、失真，决定了海洋考古、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在海洋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是重建海洋真实历史与话语体系的唯一出路，因此海洋遗产的调查研究潜力巨大、任重道远，并非几次讨论会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投入更多力量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