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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八)纪要:9到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的博弈论分析

发布时间:2019-07-18文章出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作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2019年5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红五楼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以《9到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的博弈论分析》为题带来精彩讲座。秦大树教授以博弈论中纳什均衡为工具,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从经济模式上对早期的海上贸易进行了探讨。

  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

  从距离中国较近的东亚、东南亚,到西亚、中东,乃至东非的中世纪遗址中,都有中国9-10世纪的陶瓷发现。自8世纪中叶始,中国陶瓷就开始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向外国出口,安史之乱后,大规模海上贸易开始出现。

  9到10世纪是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不但外销瓷器数量、规模巨大,销售范围最远也已经到达东非,至少到达了坦桑尼亚。此交往范围直到郑和下西洋时才被突破。

  此时期海上贸易是一种接力式的转口贸易模式。一条沉船上可见到环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周边许多国家的产品,每一种产品都从原产地国的港口获取是不现实的,因此当时可能是通过中间港进行贸易。马六甲海峡地区可能有两个中间港:一是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梵文Sri Vijaya音译)的都城旧港;另一个是克拉地峡附近的吉达港。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一是从中国的广州和明州到马六甲海峡;二是从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中间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可能是补给港或中间港;三是从波斯湾到东非沿岸地区,这三个贸易圈都由中间港做接力式的贸易。因这些贸易圈的存在,中国在九世纪时就已经和东非地区有了至少是间接的联系。

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三个贸易圈

  中国沿海单纯意义上的外销瓷窑场是宋代以后在福建地区出现的。9到10世纪南北方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但哪种瓷器和哪个地区出口最合适,是处于自发选择中。9到10世纪中国的南北方的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如南方的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北方地区的定窑、邢窑、巩县窑,以及今安阳地区的相州窑,都参与了外销。

  外销产品的销售地也是被选择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瓷器比东南亚、日本发现的瓷器质量高得多,商人选择把附加值最高的产品运到最远的地方获取最高的利润。

  市场是使用地偏好选择的结果,商人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开展贸易。从早期的越窑瓷器,到12、13世纪的青白瓷,接着是龙泉窑瓷器,到了大航海时期,青花瓷成为主要消费品。

  贸易模式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是当代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中非常重要。博弈论经济运行模式分析的重要分析方式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对于博弈中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能主导自己,无法影响对手的策略选择,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状态。只要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经济,都可以用纳什均衡理论进行分析。

  以博弈论纳什均衡作为工具,对9到10世纪海上贸易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中,贸易模式主要处于供应现有产品阶段,并且开始了进入定制产品阶段的尝试。

  9-10世纪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PEST分析是利用环境扫描分析总体环境中的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与科技(Technological)等不同因素对市场的成长或衰退的影响。利用PEST分析可以概述当时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政治因素

  盛唐到五代时期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渐衰、割据局面形成。官方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受到制约,舶来奢侈品的市场需求也被削弱。而沿海地区割据政权,例如五代的吴越国、闽国、南汉国都选择了开展海上贸易。同时期的阿拉伯控制了环印度洋海路、地中海和印度洋区域之间的峡区,取得了海上从事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优势。

  经济因素

  与宋代相比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唐代通货紧缩导致集资不易,9到10世纪中国年资金成本一直维持在50%以上,极端水平可至600%,投资活动成本很高。而阿拉伯帝国商业极其繁荣,委托代理机制、金融服务体系和雄厚财富积累使得其海上贸易活动抗风险能力极强。

  社会环境

  9世纪时,气候转寒导致生产力下降,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唐末的战乱影响了外贸活动。阿拉伯商人将他们的商贸基地从广州移到了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巨港,通过坎富港(今杭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技术因素

  早期航海依靠信风,从中国广州前往波斯湾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交易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阿拉伯人在各个贸易节点创建、形成的商业移民社区支持了贸易活动,而中国商人在马六甲以西未形成过贸易侨民社区。

十二月至五月盛行风

四月至九月盛行风

  对外贸易成本与贸易阶段

  中国商人开展海上贸易的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财务成本方面,投资资金的年利息费用不少于100%;机会成本方面,文献记载“获利可倍”“利则数倍”,国内贸易的收益至少是获利可倍;风险成本方面,由于早期造船航海条件都不太成熟,航海风险很高。

  唐代法定高利贷年息大概是600%,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往返阿拉伯最少需要一年半,一趟航行的平均财务成本为900%。即中国远洋商人需要1150%的贸易利润,才能实现100%的年投资收益率。如果一次行情不能获利十倍,扣除财务成本,不如开展“获利可倍”的国内贸易。中国商人只有获利十倍,远航才有利可图。而中国船只频繁出入波斯湾的情况大致可以表明,当时中阿海上贸易的获利不少于十倍。

  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供应现有产品;2、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3、越洋主动销售产品。这三阶段风险渐次增高:供应现有产品风险趋于零,参与国际贸易比国内市场交易成本高;定制商品有毁约风险,还加入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周期成本;越洋主动推销产品除了定制风险外还有远洋航行的风险。

  古代中国通过制造业就能获得国际贸易利润的主要部分,供应现有产品是中国商人的最优策略。且中国商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回报上差异不显着,因此无法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对外贸易中。

中外国商人国际贸易收益支付图

中外国商人博弈策略投资回报图

  沉船与早期海外贸易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发现黑石号沉船(Batu Hitanm),船货年代为唐宝历二年(826年),出水长沙窑器6万多件,还有少量的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和北方白瓷。

  黑石号出水的大量的精美瓷器带有西亚地区流行的造型和纹饰,似乎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订单生产外销贸易模式的新阶段,但在海外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带有西亚中东母题的长沙窑瓷器。更可能是黑石号代表着中国瓷器外贸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尝试,生产了一大批定制样式的产品装船,结果不幸沉没,黑石号的巨大损失,对其组织者和利益相关者形成了沉重的财政打击,也打击了新商业模式的形成。

黑石号出水有西亚中东人物形象的瓷器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

(褐色的彩斑瓷器和狮子鱼形象带有西亚中东风格)

出水四出花瓣口白瓷

出水瓷器上饰西亚中东风格菱形四角出四朵花的图案

出水的广东地区青瓷

装船货用具的大储物罐,具体产地不明

海外遗址出土的9到10世纪的长沙窑器碎片

  印坦沉船的风险警示

  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沉船出水大量带“盐税钱”等官方银锭和“乾亨重宝”钱币,船货可能属10世纪中叶前后,南汉国覆灭之前。这条船上没有西亚中东纹饰的瓷器,表明不再进行定制生产。印坦沉船损失的白银相当于南汉国两年官方的盐税收入,这反映了官方贸易的尝试失败。黑石号的沉没沉重地打击了定制生产,而印坦沉船的沉没对官方介入海上贸易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艘价值连城的货船的失事说明当时远洋贸易风险巨大,损失连政府都难以承担,更遑论私人的商业组织。

印坦沉船出水瓷器

出水的银锭、玻璃瓶和铜镜

  井里汶沉船

  2003-2005年在爪哇海井里汶外海发掘了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遗物几乎包括了印度洋周边贸易圈内的各式产品,如来自马来半岛的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玻璃香水瓶,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红蓝宝石,来自苏门答腊的爪哇风格金器皿,金首饰,金柄佩刀,佛教密宗和印度教铜法器,法螺,铜像,种类庞杂的青铜器具和饰件等等。来自中国的有30多万件瓷器,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有“戊辰”(968年)铭款,通过与陆上发现的窑瓷对比,推断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约在10世纪中后期,吴越国灭亡以前。这批船货中各种各样的越窑瓷器再也没有定制风格,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

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玻璃瓶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锡锭与青金石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对风险的评估是不理性的,在恐惧中人们会高估风险的程度,连续发生的海难使人产生遭遇海难是大概率事件的观念,预期损失放大20倍,造成的恐惧情绪压倒性抑制了出海冒险的冲动。在这种恐惧情绪中,博弈论的支付矩阵演算将更加不利于商业冒险。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这一系列商船的失事,可能使沿海地区的各个王国因对海难的恐惧趋向回避风险。

  就考古材料来看,2003年在婆罗洲最北部的发掘的时代为14世纪早期丹绒新邦孟阿瑶沉船,是在中国以外海域发现的最早的中国船只;位于印尼廖内民丹岛伍吉亚卡斯的沉船,年代在1400—1460年间,是融合了中国和东南亚造船技术的较早例证。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发现的早期船只都是中东地区特有的拼板船,中国的造船技术大概始于14—16世纪间才开始影响东南亚地区的船只,这折射出中国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比较少,同时证明中国人直接开展海上贸易出现的比较晚。

  结论

秦大树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听众

  利率决定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的差异,重农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商人的资金成本远远大于重商文化背景下的阿拉伯商人,加之中国商人缺乏阿拉伯商人的商业资源和探险动力,同时作为稀缺资源的供应方没有必要承担商业风险主动开展远洋贸易,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未能成为9至10世纪,甚至13、14世纪海上商业冒险主角的根本原因。

  以黑石号为代表连续发生的海难,抑制了创新商业模式尝试,使得产品形态没能由供应现有产品过渡到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的阶段。直到航海技术更成熟,贸易规模更巨大的14世纪前半叶,才再次出现定制风格的器物——元青花。

(图文转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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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八)纪要:9到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的博弈论分析

发布时间:2019-07-18

  2019年5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红五楼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以《9到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的博弈论分析》为题带来精彩讲座。秦大树教授以博弈论中纳什均衡为工具,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从经济模式上对早期的海上贸易进行了探讨。

  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

  从距离中国较近的东亚、东南亚,到西亚、中东,乃至东非的中世纪遗址中,都有中国9-10世纪的陶瓷发现。自8世纪中叶始,中国陶瓷就开始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向外国出口,安史之乱后,大规模海上贸易开始出现。

  9到10世纪是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不但外销瓷器数量、规模巨大,销售范围最远也已经到达东非,至少到达了坦桑尼亚。此交往范围直到郑和下西洋时才被突破。

  此时期海上贸易是一种接力式的转口贸易模式。一条沉船上可见到环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周边许多国家的产品,每一种产品都从原产地国的港口获取是不现实的,因此当时可能是通过中间港进行贸易。马六甲海峡地区可能有两个中间港:一是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梵文Sri Vijaya音译)的都城旧港;另一个是克拉地峡附近的吉达港。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一是从中国的广州和明州到马六甲海峡;二是从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中间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可能是补给港或中间港;三是从波斯湾到东非沿岸地区,这三个贸易圈都由中间港做接力式的贸易。因这些贸易圈的存在,中国在九世纪时就已经和东非地区有了至少是间接的联系。

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三个贸易圈

  中国沿海单纯意义上的外销瓷窑场是宋代以后在福建地区出现的。9到10世纪南北方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但哪种瓷器和哪个地区出口最合适,是处于自发选择中。9到10世纪中国的南北方的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如南方的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北方地区的定窑、邢窑、巩县窑,以及今安阳地区的相州窑,都参与了外销。

  外销产品的销售地也是被选择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瓷器比东南亚、日本发现的瓷器质量高得多,商人选择把附加值最高的产品运到最远的地方获取最高的利润。

  市场是使用地偏好选择的结果,商人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开展贸易。从早期的越窑瓷器,到12、13世纪的青白瓷,接着是龙泉窑瓷器,到了大航海时期,青花瓷成为主要消费品。

  贸易模式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是当代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中非常重要。博弈论经济运行模式分析的重要分析方式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对于博弈中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能主导自己,无法影响对手的策略选择,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状态。只要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经济,都可以用纳什均衡理论进行分析。

  以博弈论纳什均衡作为工具,对9到10世纪海上贸易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中,贸易模式主要处于供应现有产品阶段,并且开始了进入定制产品阶段的尝试。

  9-10世纪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PEST分析是利用环境扫描分析总体环境中的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与科技(Technological)等不同因素对市场的成长或衰退的影响。利用PEST分析可以概述当时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政治因素

  盛唐到五代时期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渐衰、割据局面形成。官方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受到制约,舶来奢侈品的市场需求也被削弱。而沿海地区割据政权,例如五代的吴越国、闽国、南汉国都选择了开展海上贸易。同时期的阿拉伯控制了环印度洋海路、地中海和印度洋区域之间的峡区,取得了海上从事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优势。

  经济因素

  与宋代相比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唐代通货紧缩导致集资不易,9到10世纪中国年资金成本一直维持在50%以上,极端水平可至600%,投资活动成本很高。而阿拉伯帝国商业极其繁荣,委托代理机制、金融服务体系和雄厚财富积累使得其海上贸易活动抗风险能力极强。

  社会环境

  9世纪时,气候转寒导致生产力下降,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唐末的战乱影响了外贸活动。阿拉伯商人将他们的商贸基地从广州移到了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巨港,通过坎富港(今杭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技术因素

  早期航海依靠信风,从中国广州前往波斯湾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交易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阿拉伯人在各个贸易节点创建、形成的商业移民社区支持了贸易活动,而中国商人在马六甲以西未形成过贸易侨民社区。

十二月至五月盛行风

四月至九月盛行风

  对外贸易成本与贸易阶段

  中国商人开展海上贸易的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财务成本方面,投资资金的年利息费用不少于100%;机会成本方面,文献记载“获利可倍”“利则数倍”,国内贸易的收益至少是获利可倍;风险成本方面,由于早期造船航海条件都不太成熟,航海风险很高。

  唐代法定高利贷年息大概是600%,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往返阿拉伯最少需要一年半,一趟航行的平均财务成本为900%。即中国远洋商人需要1150%的贸易利润,才能实现100%的年投资收益率。如果一次行情不能获利十倍,扣除财务成本,不如开展“获利可倍”的国内贸易。中国商人只有获利十倍,远航才有利可图。而中国船只频繁出入波斯湾的情况大致可以表明,当时中阿海上贸易的获利不少于十倍。

  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供应现有产品;2、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3、越洋主动销售产品。这三阶段风险渐次增高:供应现有产品风险趋于零,参与国际贸易比国内市场交易成本高;定制商品有毁约风险,还加入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周期成本;越洋主动推销产品除了定制风险外还有远洋航行的风险。

  古代中国通过制造业就能获得国际贸易利润的主要部分,供应现有产品是中国商人的最优策略。且中国商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回报上差异不显着,因此无法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对外贸易中。

中外国商人国际贸易收益支付图

中外国商人博弈策略投资回报图

  沉船与早期海外贸易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发现黑石号沉船(Batu Hitanm),船货年代为唐宝历二年(826年),出水长沙窑器6万多件,还有少量的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和北方白瓷。

  黑石号出水的大量的精美瓷器带有西亚地区流行的造型和纹饰,似乎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订单生产外销贸易模式的新阶段,但在海外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带有西亚中东母题的长沙窑瓷器。更可能是黑石号代表着中国瓷器外贸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尝试,生产了一大批定制样式的产品装船,结果不幸沉没,黑石号的巨大损失,对其组织者和利益相关者形成了沉重的财政打击,也打击了新商业模式的形成。

黑石号出水有西亚中东人物形象的瓷器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

(褐色的彩斑瓷器和狮子鱼形象带有西亚中东风格)

出水四出花瓣口白瓷

出水瓷器上饰西亚中东风格菱形四角出四朵花的图案

出水的广东地区青瓷

装船货用具的大储物罐,具体产地不明

海外遗址出土的9到10世纪的长沙窑器碎片

  印坦沉船的风险警示

  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沉船出水大量带“盐税钱”等官方银锭和“乾亨重宝”钱币,船货可能属10世纪中叶前后,南汉国覆灭之前。这条船上没有西亚中东纹饰的瓷器,表明不再进行定制生产。印坦沉船损失的白银相当于南汉国两年官方的盐税收入,这反映了官方贸易的尝试失败。黑石号的沉没沉重地打击了定制生产,而印坦沉船的沉没对官方介入海上贸易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艘价值连城的货船的失事说明当时远洋贸易风险巨大,损失连政府都难以承担,更遑论私人的商业组织。

印坦沉船出水瓷器

出水的银锭、玻璃瓶和铜镜

  井里汶沉船

  2003-2005年在爪哇海井里汶外海发掘了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遗物几乎包括了印度洋周边贸易圈内的各式产品,如来自马来半岛的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玻璃香水瓶,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红蓝宝石,来自苏门答腊的爪哇风格金器皿,金首饰,金柄佩刀,佛教密宗和印度教铜法器,法螺,铜像,种类庞杂的青铜器具和饰件等等。来自中国的有30多万件瓷器,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有“戊辰”(968年)铭款,通过与陆上发现的窑瓷对比,推断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约在10世纪中后期,吴越国灭亡以前。这批船货中各种各样的越窑瓷器再也没有定制风格,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

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玻璃瓶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锡锭与青金石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对风险的评估是不理性的,在恐惧中人们会高估风险的程度,连续发生的海难使人产生遭遇海难是大概率事件的观念,预期损失放大20倍,造成的恐惧情绪压倒性抑制了出海冒险的冲动。在这种恐惧情绪中,博弈论的支付矩阵演算将更加不利于商业冒险。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这一系列商船的失事,可能使沿海地区的各个王国因对海难的恐惧趋向回避风险。

  就考古材料来看,2003年在婆罗洲最北部的发掘的时代为14世纪早期丹绒新邦孟阿瑶沉船,是在中国以外海域发现的最早的中国船只;位于印尼廖内民丹岛伍吉亚卡斯的沉船,年代在1400—1460年间,是融合了中国和东南亚造船技术的较早例证。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发现的早期船只都是中东地区特有的拼板船,中国的造船技术大概始于14—16世纪间才开始影响东南亚地区的船只,这折射出中国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比较少,同时证明中国人直接开展海上贸易出现的比较晚。

  结论

秦大树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听众

  利率决定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的差异,重农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商人的资金成本远远大于重商文化背景下的阿拉伯商人,加之中国商人缺乏阿拉伯商人的商业资源和探险动力,同时作为稀缺资源的供应方没有必要承担商业风险主动开展远洋贸易,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未能成为9至10世纪,甚至13、14世纪海上商业冒险主角的根本原因。

  以黑石号为代表连续发生的海难,抑制了创新商业模式尝试,使得产品形态没能由供应现有产品过渡到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的阶段。直到航海技术更成熟,贸易规模更巨大的14世纪前半叶,才再次出现定制风格的器物——元青花。

(图文转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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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文章出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